本届地方*委任期过半
本届地方*委任期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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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住建部长姜伟新(如图)到年龄退休,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CFP/图)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2014年7月3日,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调任中国科协*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现年57岁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长转任江西省纪委书记,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时获得连任。但在换届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职务两次变动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书记,这次他“转战”中国科协。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共产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经有6人调离江西,加上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免职,常委更换过半。
常委“更换”频繁,并非江西独有。截至目前,31个省市区中,每个省区都有常委被调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担任常委,较少的有海南、甘肃、山东,各有1人被调离。
按惯例,全国*代会前,地方*委先换届。十八大前,31个省市区自2011年10月开始换届,到2012年6月结束,共产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刚至届中。
换届后,新的调整随即开始,原安徽省长王三运2010年10月30月连任安徽省委常委,当年12月12日就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当了一年三个月的安徽省省长后,又回北京任国家卫计委主任。
据南方周末统计,截至2014年7月8日,本届404名省级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担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等7人,比例达25%。
另有60人虽然还在省内任常委,但分工已经调整,如从统战部长转任省委秘书长等。本届省级常委中,总计已有163人不再担任换届时的职务,比例超过40%。
超半数异地任职者获晋升
不再在本省担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马外,正常调整职务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装”常委,87人是地方**干部。
总体而言,这些常委职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职、平级调动三大类。9名戎装常委中退休、升职、平级调动各占3名。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地方**领导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长蒋巨峰,另有5人到龄后转任人大、*协副职。
87人中,半数以上都获得了升迁。从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过“外调”实现升迁,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从常委(或副书记)升任*协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从地方*委常委(副书记)转任*协、人大正职领导,并不意味着仕途终点站。如天津副书记何立峰升任*协主席一年之后,刚刚调任国家发改委*组副书记、副主任。
这些常委中,从正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协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入列“*和国家领导人”。晋升副国级的大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但宁夏是*府主席王正伟、西藏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获得升任。一般来说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机会,但广西自治区*委书记郭声琨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府主席马飚也升任全国*协副主席。
除了这36人获晋升,换届时以中央*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委书记的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汪洋,连任省(市)委书记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职位,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上述40人晋升后,行*级别都有明显跨越。另有10多人职务变化后,在行*级别上没有明显跨越,仍保持原来的级别,但也可谓获得提拔,如正部级干部中,安徽省长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山西省长王君调任内蒙古*委书记。
地方不同,机会不一样
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官员中,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西藏组织部长尹明德调任天津组织部长,这类平级外调从级别、职务上看不出变化,但毕竟去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一般而言,“平调”后看不出明显“升迁”、“重用”迹象的,都是从地方调任中央部门领导,如宁夏*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张江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等。
在不同省份之间“平调”者,获得“重用”相对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调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但在不同省份间平调的,也有“降格”的,多是临近退休时的调整,且调入地经济相对发达。如今年1月,60岁的海南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袁荣祥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是袁荣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职,此番退休前回故乡,多少有点叶落归根之意。
从被调整的常委们的去向看,副职们在不同地区任职获提拔、重用的几率不一样。例如离开北京市委常委会的4名常委中,吉林、鲁炜已升至正部,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升任北京*区副司令员,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属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离任。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已升任全国*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宣传部长杨振武、组织部长李希已升任正部级。纪委书记杨晓渡调任中纪委副书记,*法委书记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显然获得了重用。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常委们也很少平级外调,要么外调获提拔,要么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区,常委们升任正部的途径,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协主席外,外调提拔的机会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连维良、毛超峰、毛万春,外调后依然是副部级;湖南三名外调常委中,副书记梅克保任质检总局*组副书记兼副局长、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路建平任新华社副社长。
地区不同,不仅副职们获提拔、重用几率不一样,接替者来源也不一样。
在上海,6名常委离开后,有5个接替者在上海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由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任。福建5名常委离开后,有3名来自本地。江苏本届常委班子最稳定,今年6月蒋宏坤、杨新力离任常委职务后,从本省补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长徐鸣担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现空缺时,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庆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调整,接替者中市委书记孙*才、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都属“空降”。广西本届届中补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书记彭清华在内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届届中补充的两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届中补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本届省级常委变动。 (何籽/图)
岗位不同,机会不一样
本轮地方*委换届后,有60名常委虽然还在省内任职,但分工已经调整。
60人中,浙江省长夏宝龙等9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等7人从常委(副书记)升任省长,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36名常委在省内平级“转岗”,如西藏自治区*府主席白玛赤林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同时保留副书记职务,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转任杭州市委书记。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能看出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
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能在省内升职的,多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协主席,而担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常委,尚无一人直接升正部级。
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平级“转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书长、统战部长是“转岗主力”,有8名秘书长、4名统战部长转岗,新职务包括常务副省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但从其他由常委担任的职务转任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很少,一般都是从副省长、地级市市委书记新晋升的常委才会担任这两个职务。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转任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比较多。而常务副省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一般不再转任由常委担任的职务,如果年龄允许,他们往往会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副书记的几率也比较大。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升任副书记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务副省长(辽宁的许卫国),3名组织部长,此外还有4名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调整频繁的问题不好解决”
在被调整的省级常委中,不算被查处的7人,共有156人职务属正常调整。
156人中,被调整时在之前的岗位工作超过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岗位上任职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职务任职不到1年就被调整。
例如原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务副省长的,但只干了4个月,今年3月就被上调北京。调动最频繁的要数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他2011年5月从新乡市委书记调任郑州代市长,当年10月“转正”,两个月后又调任省委*法委书记,但也只待了两个月又调任郑州市委书记。
“官员调动太频繁,前几年在*内引起过重视。”国家行*学院教授、*治学者许耀桐说,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处于“口头重视”阶段。
据南方周末观察,造成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制难以落实的原因,与目前的官员任用体制,以及换届方式有关。
中国目前换届采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乡镇县市省中央逐次换届的顺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级选举”,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级换届完成之后,上级换届要从下级提拔干部,导致下级不得不在届中调整干部。
例如,浙江省内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换届。人事调整完成后,浙江省委4月换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衢州市委书记赵一德新晋省委常委。于是,温州、衢州两市立即进行常委调整,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华又进行常委调整。
但调整并没有结束。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浙江省长夏宝龙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李强接任省长。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接任省委副书记,宁波市长刘奇接替王辉忠,填补了省委常委的空缺,刚当了4个月副省长的卢子跃又改任宁波市长,填补了宁波市委常委的空缺。
每次上面的变动,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造成了“越往下官员调动越频繁”。浙江共有11个市,本届常委会任期都未到一半,11个市的市委书记已经全部调离。本轮换届时,11个市产生了130名市委常委,但目前已有56人不再担任本市市委常委,比例达41%,远远高于省级常委25%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比例。
另外,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选任制官员任期制,换届容易“以人为本”官员很少提前退休,只要没到年龄,换届时就必须选上。像原四川省长蒋巨峰生于1948年10月,2012年省委换届时64岁。但他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到2013年,年满65岁后才退休,四川常委班子只能届中调整。
再如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生于1949年,2013年*府换届时,64岁的他继续任职,直到今年6月退休。这又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对这种现象,许耀桐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一把手在换届时快退休了,可以考虑换届时让他改任副职,享受正职的待遇,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退休时引起的连锁反应。
据南方周末观察,中国推行“干部交流”,无形中令干部调动更频繁。2013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离任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调到湖南接替梅克保,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之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调任陕西组织部长。一个空缺带来了四个省委常委会的调整。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干部频繁调动问题。”许耀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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