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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3/24 22:04:00
文/文/樊锦诗顾春芳来源/中华文学选刊杂志(zhonghuawxxk)樊锦诗,人们亲切称为“敦煌女儿“。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敦煌。很多人不知道,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她北大考古系的同学,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的考古系。

但为了守护敦煌,樊锦诗与丈夫分居十九年,最后老彭深知妻子离不开敦煌,于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随妻子定居大漠。

什么是婚姻最好的模样?我想,樊锦诗和彭金章近半个世纪,不离不弃的理解和守候就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整理的《我心归处是敦煌》。

01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

▲年轻时的樊锦诗

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就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樊锦诗、彭金章摄于北大

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

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02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

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

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樊锦诗初到敦煌时的住处。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

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在敦煌的上海姑娘樊锦诗

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03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

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

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

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

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

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

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04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年了。

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了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

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

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

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的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

05

他第一次得病是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我查出来了,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给北京、上海到处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了一位专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亦很好,没有复发。

他出院后在上海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加强他的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八十多斤,慢慢营养好了,他的体重到了一百二十多斤。

我们俩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年到最后走的近十年时间,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

老彭很早就喜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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