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媒体的演播厅内，众人正忙碌着录制前的准备工作。
端庄的女主持人站在机位前熟悉着走位、练习着主持词。现场导演正竭力调动着观众的情绪，上节目的紧张氛围不时被一阵阵笑声冲淡……
这时，演播厅的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被簇拥进了演播厅，挟携而来的一阵冬日寒冷气流，让场内酝酿的高温归于冷静。
刘玉村：第十二、十三届全国*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委书记。“这是我的一个老学生啊，跟我一起上手术的。”朗声说话的是刚刚进来的刘玉村，1.8米的身高优势，让他得以轻松扫视观众席并得以发现前排的熟人。因为他的健谈，有些褪温的厅内又热闹起来，其他的观众有的坐不住了，主动跟刘玉村报起了家门。这当中，有不少是日常唤他“村长”的学生们。
一般来说，有外号的人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缺陷的，但刘玉村却是个在各方面都近乎完美的美男子。
录制开始了。站在台上的刘玉村长身玉立，温雅和煦地目视着摄像机，等待一旁的主持人说完这开场白。
“对不起，打断一下。”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突然开口的刘玉村，他礼貌地纠正着主持人：“德不近佛，才不近仙，断不可作医，这是裘法祖引用明朝一位老先生的话。”
诚然，“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这句话因为裘法祖的传播而光大。许多人因而并不知晓，早在明朝医家裴一中所著的《言医·序》中曾有云：“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地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
比起风度十足的外形，刘玉村明朗流畅而妙趣横生的演讲更为紧密地抓住了每一个人。无人再有暇去细品那个小插曲，但正是那个插曲，向众人不动声色地示范了这位为医者的学识，为师者的品格，以及在位者曲中有直的圆融通达。
医者刘玉村的早年经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胃肠外科专家，他本人却“挨”过两次手术，一次因为胰腺炎，一次因为胆结石。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发作时，刘玉村才15岁。医院时，他肚子疼得直打滚，意识都有点模糊了，老去拧输液架子上那个调高低的螺母，总觉得是电视机开关。住院的42天，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生与死。
有个进修的女大夫问他：“小不点，你长大要干什么？”
刘玉村开玩笑地说：“我要当大夫，长大了也剌你一刀。”一语成谶，病愈后的刘玉村真的学了医，考取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今天的北大医学部），毕业后又继续读了博士。
胆出毛病时是年，刘玉村结束进修回到国内。此前，这个中国第一个外科学博士，得到一个好机会，被公派到丹麦从事肝脏移植及胃肠外科的临床工作和实验研究。
一个人在国外，又不太会做饭，刘玉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买只鸡放到锅里炖，一顿饭吃掉一整只鸡。有时摊鸡蛋饼，搁一点面再放好几个鸡蛋。两年下来，不仅体重长了很多，胆固醇也开始结晶。回国后，他开始节食减肥，不吃早餐，只中午吃一个煎饼一根*瓜，坚持的确令他瘦了不少，却也埋下了健康隐患。一次半夜，他被疼醒了，医院一照B超，果然是胆结石。再次躺上手术台的刘玉村，这一次被切除了胆。
帮助病人的医生，却难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
“当时，他就是孙烈医生这个年纪，30多岁，正是最辛苦的阶段。”孙烈是刘玉村的学生，医院外三病房的主治医师。
在医院里，主治医师既是中级职称，也是病房终端枢纽的角色。孙烈除了周一上午出门诊，其余时间主要在病房里忙碌。“比如说我治疗组内的病人需要手术，或者说有我经治的病人需要我来主刀，我需要安排相应时间做手术，然后处理术后病人恢复过程当中的事。包括术前病人有一些特殊准备或特殊检查，也要安排处理，以及制定治疗计划。院内的会诊一般也由主治医师完成。另外还要参加值班。”
病人的日常，并不是总有非得主任教授亲自出马的重大事件，平常的大部分决策基本由主治医师完成。
相比较而言，处于主治医师下游的住院总医师又类似于病房管家的角色，要安排病人的出入院、手术顺序等，琐碎具体地负责整个病房的整体运转。“最忙的阶段，是我刚毕业做住院总的时候。”那期间，医院住过个小时的记录。个小时平摊到7天，平均每天超过了14个小时。
北大医学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子豪由于工作的原因，医院跑，能目睹到更多医生的真实和病因的莫测。“医生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对于复杂的人体而言，医疗的有限性显而易见。”
病痛人人难免，刘玉村也有需要医疗帮助的时候。“刘书记动过两次手术，腹部不舒服时，医院，我们作为学生也是专业医生，会对他进行照顾。”外三病房的这些学生们今天对刘玉村所做的，也是刘玉村曾经做过的。在刘玉村还是个病房医生时，也曾在病床前悉心照顾过老师，也曾得到老师在做人、管事等方面的指导点拨。
外三病房，不仅是刘玉村自己的起点，这里也先后走出来好几任的院长、书记。问刘玉村他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他将这看做是一种传统：“这个地方出过领导，这种风范就会影响后面的人。管理者在成才这条路上，很容易有模板。比如你前面有一个院长，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后边的人离他很近，老在看他，有意识无意识地就在学，然后他也会往下传。”
在谈及如何看待医生和医生的不同时，孙烈的观点里，多少可见到刘玉村管理思想的痕迹。“专注技术的医生，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了一种资源。医院管理者是协调资源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德行操守，才能确保众多资源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发挥作用。”
师者尽管外三病房在培养管理干部方面有优良传统，但每年，报考这里的医学生并不多。
连续几年都这样，刘玉村也觉得奇怪，“你们学生里就没有聪明人吗？报我的学生，以后的路一定是比别人好走得多啊。”
北大医学部八年制临床医学生张钰洋是个开朗健谈的“90后”美少女，作为外三病房为数不多的报考者，她的报考想法又和病房的传统优势相去甚远。“我为什么选村长？因为在普外科的各位导师里，他的基础科研的条件最好，有一个独立的科研小团队，我能跟着这些懂科研的师兄们进行一些研究。”
张钰洋这些医学生看重的不是社会上普遍追逐的权力、导师的行*职务和社会地位，而是学术前景和专业方向。他们看问题的方式，至少能反映出北医的一些气质。
“村长”这个别称，忘记了是哪个学生送来的，却被一届届延续到了现在。
年，刘玉村直接从医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当时，医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最特殊的是，提拔前，他都没当过干部。医院内，行*岗位都是副主任、副处长、副院长这样上去的。
这或许和刘玉村在年拿到了北京高校讲课比赛理科组一等奖有关。当年，文科组一等奖的得主是北师大的于丹教授。
别人带见习医生，白天上完课就没事了，刘玉村白天带他们，晚上有急诊还会把学生叫来看病人看手术，让他们进行持续观察。“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观察过程，而不是仅仅是看病人的一个片段。”
当了4医院副院长，年底，刘玉村被调到北大医学部担任主任。人还没来得及进入角色，就赶上了SARS。校园里一片冷清，刘玉村坐在办公室里，重读了一遍他上大学时的教科书，同时，心中酝酿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但凡成才的人一般都是主动学习来的，而不是说这东西是谁教出来的。”刘玉村后来在年推行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种思路，改变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以小组形式进行研讨，将课堂主角还给学生，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只是作为参与者、评判者和引导者。
十几年前的改革红利惠及一时，到了今天，医学教育又遇到了新的课题。
也不单单是医学教育，当前，整个国家的大方向都是综合改革，北大医学部也不例外。“改革没有好改的，跟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陈子豪这个医学部办公室副主任，对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着更直接的感受。
“年的改革是针对学习方式，主线还是以学科为主。这一次的改革，是把各个学科打散，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把原来纵向学科式改为横向勾连式。”对比着两次改革的不同，这显然是刘玉村更为感兴趣的部分，他不由调整了坐姿，原本靠在沙发的背部朝前倾了倾：“比如心脏，涉及的学科需要组成一个教学团队，当中有搞基础研究的，有临床的，有搞分子的，有研究病理的，大家都在一起，注重培养的是学生的临床思维。的确在实际看病中，更需要医生运用横向勾连的思维方式，而且越广越好。”
按照这种整合基础阶段和临床阶段教育的改革思路，12个新大类不仅得重新写教科书，还牵扯到复杂的人事制度改革，甚至具体到怎么讲课，怎么评价，怎么考试都要不断地多方研讨。组织推动这样一场涉及面广、触动利益深的教学改革，“目的，是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医学，让医学教育回归精英教育。”
把人才往医生这条路上引，却不仅仅期望他们只是做个医生。医生是底色，在这基础上，医生也是要有所发展的，可以搞科研、可以做行*，还可以教学。
“我对人才的定位，无论今后走哪条路，都必须达到副高职称。”刘玉村说，“副高意味着做医生已经达标了。”
他看重的是副高背后一些固化的内容：资历。
一般的医学生本科毕业后，至少要经过5年的规培，成为主治医师，再有5年的临床，可以成为副主任医师（副高职称）。“这样的10年，符合一个人成才的规律，1万小时定律。”1万小时定律，换算成有效工作日大概就是10年。“经过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一个有能力、有自信，也会被别人认可的医生。”
刘玉村的儿子也在他的“怂恿”下投身学医，目前，是一名胸外科医生。也许，这是个能反映刘玉村真实热爱的事情吧。
智者年两会，刘玉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你问了一个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全国*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三场记者会上，全国*协委员刘玉村在回答记者就“中国医改”“就医难”提问时，说的这头一句话，被许多报道纷纷引用。
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伤医事件不断的背景下，回答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刘玉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回答：
——有限度的财力投入与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增长之间的矛盾。
——社会评价与个体感受之间的差异。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刘玉村称，希望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来得更快、更彻底一些。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医。“北京一流的高中毕业生经常是选择学习经济、学法律。”
最后，机智的村长还充当了一下“记者”，反问记者：
“大家试想，如果未来中华民族的健康乃至生命，不托付给一流的群体，记者朋友们您们放心吗?”
把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和中华民族的健康联系起来，令全场的记者不能不报给他以热烈的掌声。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既把事说了，还叫人家听了以后不反感”。人家都有谁？按他的理解，至少有三方，“我是医生，要代表行业说话；我是*协委员，要代表百姓发声；我还是共产*员，要维护*和*府的形象。”
单一角色考验的往往的是专业能力，而复合身份需要的更多是智慧。但凡留心，在刘玉村身上总找到类似的智慧。
年7月，刘玉村和池慧、唐旭东三位委员做客全国*协“委员讲堂”，围绕疫情防控的比较分析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在节目最后，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刘玉村，在结束语中这样讲道：
“我自己是外科医生，我们读的教科书从来都说怎么治，治疗的效果怎么样，还有哪些并发症。所以一个重大事件以后，我们积累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汲取我们做得不足的地方和教训。如果做好了，它就会成为经典，这就是一本教材，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交给我们后代一本历史性的巨著。”这简单的几句话，可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建言者的智慧。
看过刘玉村演讲的人，很少不被他的口才和气度所折服。他身边的知情人士却吐露：“书记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他平时不是很爱说话。”在采访张骞时，张骞也对刘玉村的话少予以了证实。
“他话不多，平时说得多的是提醒。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不在于话多少，而在于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和他平时是怎么做的。”40多岁的张骞看起来就特别忙，又要出门诊，还要做手术，另外还有行*工作，他的现在，是刘玉村曾经一个阶段的状态。
“比起忙，我更希望是充实。忙是一个贬义词，忙说明你乱，在很多时候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需要更加聚焦。怎么把所有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如果融合好了，人会变得丰满，看事情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不一样。”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医院管理处处长，他是跟着刘玉村的脚步，从医生这个底色职业扩展到行*岗位，将近3年的时间让他有了自己的感悟，“这过程中，不要去考虑得失，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从忙到不忙，从焦虑到淡定，需要一个过程。”
从张骞的角度去看刘玉村的境况，“他原来当院长，突然让他当书记，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转变，也是需要学习的。”但有一点张骞很肯定，“他肯定也在不停地学习。”
采访外三病房那天下午，正好赶上刘玉村回来参加*小组会。医院10年之久的老院长，将医院带入良性循环轨道，又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回家”的刘玉村身边围了不少人，一时间楼道里有些拥挤。喧闹间他声音中的沉稳理性带来一种冷静：“回来做手术，一个是自己的武功别废了，另外一个也是联系基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像我们当干部的就是要接地气，掌握基层情况，否则的话老觉得踩不着地，不知道说的话都有谁在听。”
院长是管事，书记更多是管人。说起怎么当好这个书记，刘玉村心得已经不少，“还得找到一些语言，让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行*体系的人是带着大家干事，往前走。我得回头看，看看队伍整不整齐，别有人掉队喽，这是我的职责。”
记者：韩雪编辑：*喆审核：周佳佳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