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圣马力诺领导人访华，赠送给中国一套百科全书，中国回赠的是小小的新华字典，这被当时的西方媒体讥讽为“大国家、小字典”。
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中国辞书的现状如何呢？正在上海书展主会场举行的“新中国70周年辞书成就展”，通过实物和图片资料给出了答案。
“不光有最新版的《新华字典》，还有《辞源》《辞海》《大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等等大型辞书。可以很欣慰地说，我们早已摆脱了‘大国家，小字典’的尴尬局面。”8月14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书香·上海书展”名家新作讲坛上，作为主持人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这样开场，随后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以“辞书的文化担当”为题，与读者分享了新时代下辞书发展的新方向。
在李宇明看来，要想从辞书大国迈入辞书强国，必须要走融媒辞书之路，同时辞书学界也要转变思路，适应网络时代年轻用户的需求，提升国人的辞书生活。
针对目前网络辞书的发展，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与传统辞书行业并不相悖，“都是宝贵的辞书队伍，他们有技术，我们有内容，最好就是结合起来一起丰富中国辞书世界。”
中国是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
辞书是语言的载体，而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无比密切。从这个维度来看，李宇明认为，辞书有三个世界作用：帮助我们发现世界、描述世界和适应世界。
在今天，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发现世界的功能，只有那些重要的语言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发现世界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比如贮存有重要科学研究资料的语言、发表科技成果的语言。能够承担这些功能的语言只有20余种，第一位的就是英语，它在整个科学研究中占到90%以上的份额。尽管汉语在世界上也是重要的语言，但在世界科学表达上仍然十分有限。
“所以我们应该呼吁科学家更多用汉语来发表科研成果。如果汉语不能够成为世界重要的学术话语，中文走向世界也就举步维艰。”
其次是对业已存在的世界进行描绘，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我们的生活。目前有多种语言承担着这个作用，其主要载体是新闻媒体、辞书、教科书和科普读物。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主要就是通过这四类载体上的语言来呈现的。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庞大的语言系统，包括盲文、手语、方言，来帮助我们适应世界。
在这三个方面里，李宇明认为，辞书最重要的功用是描绘世界，“它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描写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传承着人类的知识世界，然后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他看来，今天中国已经是辞书大国了，但还不能说是辞书强国。“我们最好的辞书基本上还是纸质的，不方面使用。而辞书学研究、编纂，与辞书强国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国人的辞书生活在变化，融媒辞书之路势在必行
从辞书大国到辞书强国，破局的关键在哪里？
年3月22-23日，中国辞书学会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暨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烟台举行。会议认为，中国辞书学会应当极力促进两大转变：一是由辞书编纂向辞书生活研究的转变，一是由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的转变。
尽管平面辞书在权威性方面毋庸置疑，但其弊端也在时代面前不断显现，比如修订时间长，查检、携带不方便，出版、储存、运输成本高等等。
李宇明曾经问过一个汉学家学习汉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答案是查词典，“他说桌子上一堆词典，但是不知道查哪个”，这让李宇明大感意外。
后来他自己又碰到了平面辞书的尴尬。在面对新闻中的“哥特妆”一词时，没有一本词典能够应付。他只能求助于网络辞书，尽管这些网络词条按照辞书编纂标准来说是不及格的，但通过图片、链接、视频等方式给出了直观清晰的答案，“它们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显然，李宇明不排斥网络辞书，他看到它们在可信度、权威性方面的努力。在他看来，网络辞书也好，平面辞书也好，目标是一致的，不应该视为两支相互竞争的力量，“都是宝贵的辞书队伍，他们有技术，我们有内容，最好就是结合起来一起丰富中国辞书世界。”
李宇明意识到，当下中国几乎已经进入了全民网络时代，尤其是未来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体的90后、00后，他们从一出生就与网络密不可分，是“网络原住民”。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辞书的发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需求。
“就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键盘时代，提笔忘字都很常见，然后小学语文老师还在拼命强调汉字书写笔顺，没意义的。同样，现在年轻人就是浅阅读，就是各种移动端阅读，你做辞书就得符合他们的习惯。”
不过，他也坦言，融媒辞书现在还是一个概念，谁都不知道融媒体辞书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关键是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特别是辞书要有‘文化担当’，要充分把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智慧传承下来，发扬光大。”